众所周知,客户身份识别制度、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制度共同构成了反洗钱工作的三项基本制度,而客户身份识别制度则处于最基础的地位,客户身份识别的有效性决定了银行的资产质量,并避免洗钱威胁。为此,监管机构制定了一系列相关制度来规范指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客户身份识别工作。然而从目前柜面实践来看,基层网点客户身份识别方面仍存在一些实际操作困难,影响了客户身份识别的效果。本文便以安徽青阳农村商业银行(以下简称“青阳农商行”)为例,对农村金融机构反洗钱客户身份识别存在的难点进行了分析,并就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青阳农商行反洗钱工作概况

 

截至20167月,青阳农商行下辖1个营业部、15个支行、15个分理处共31个营业网点,布放POS机具617个,布放ATM设备27个,设置3个离行式自助服务区,布放99个助农取款便民服务点(含6个金融服务室),服务范围辐射城区和各大乡镇,是全县机构网点最多、客户资源最广、业务规模最大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是全县服务“三农”和地方经济的金融主力军。在推行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青阳农商行不断丰富资金支持方式,以农户和农业企业为主体创新贷款,贷款用途已覆盖消费、生产经营、建房、农产品购买、种植养殖、基础设施建设等各领域,贷款品种已推广至成长金桥、创业金桥、农家乐、商家乐、城居乐、知识产权、采矿权、林权等各类型,惠及农户和农业企业数量逐渐增加。

 

青阳农商行业务规模的不断增长,已对该行反洗钱工作有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近年来,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青阳农商行的反洗钱工作在组织架构、规章制度、内控措施、人员配置等方面进行了逐步地完善,反洗钱工作初见成效。

 

(一)推行制度。青阳农商行在反洗钱工作制度方面不断完善:一是充分结合反洗钱工作的新常态,成立青阳农商行反洗钱工作领导小组,进一步修订和完善相关操作规程、制度办法、反馈机制,并充分考虑可操作性、洗钱风险性等因素。二是进一步学习中国人民银行、省联社下发的反洗钱相关文件,明晰反洗钱风险控制的政策目标,建立健全全面风险管理经营理念,完善反洗钱风险控制体系,并及时向当地人民银行报备。三是根据本地新兴业务及产品发展的情况,及时建立匹配的新兴客户身份识别制度,并将客户身份识别风险控制要求有机融入业务流程。加强对员工的教育培训,不断提升反洗钱的思想意识,严格执行规范的操作流程,切实加强对反洗钱外部风险的识别和防控,严防外部风险向内部传染。

 

(二)了解客户。自1951年青阳信用社成立以来,青阳农商行经过六十多年的风雨历程,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如今已建立了遍布城乡的营业网络,业务渗透到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城乡居民家庭。该行的客户经理走村串户,调查了解客户情况、评级授信、发放贷款、组织存款、推销产品,对客户的家庭情况和个人身份背景了解的途径比营业柜员更加广泛,因此,充分利用客户经理人熟地熟的优势,可以更加容易识别客户的基本情况。

 

(三)核对客户。在当前农村金融市场洗钱形势下,青阳农商行坚持严格的柜面识别制度,通过各种方式核实客户的真实交易背景。在开立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短信通知、自助银行设备、第三方支付业务交易时,坚持以下原则:一是坚持“三亲见”原则,即亲见客户到场,亲见客户证件,亲见客户签字确认。通过联网核查的方式核实客户身份,通过核心业务系统核对电话号码、身份信息、家庭住址、工作单位等信息,通过影像信息采集仪器留存客户亲自到场的记录,把好客户电子银行交易的“准入关”。二是坚持“真实意愿表达”原则。青阳农商行在与客户建立业务关系时,与客户签订《电子银行个人服务协议》,坚持“开立手机银行、设定密码和交易限额等均为客户本人真实意思表达”的原则,核对开立电子银行的真实意愿,分析客户开立电子银行结算渠道的真实目的和可疑之处。三是坚持核对客户身份“内容全面”的原则。全面核对自然人客户的身份基本信息包括客户的姓名、性别、国籍、职业、住所地或者工作单位地址、联系方式,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的种类、号码和有效期限。客户的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登记客户的经常居住地。

 

二、农村金融机构基层客户身份识别存在的难点

 

()从业人员反洗钱专业素质亟待提高。

 

当前,农村金融机构基层员工作为客户身份识别工作的主体,往往由于反洗钱专业知识的缺乏使得基层身份识别工作仅仅是停留在表面。主要问题有:(1)思想认识不到位。部分网点负责人和员工对开展反洗钱工作的重要性和意义认识不足,认为农商行面对的是农村、农业和农民,不会存在洗钱嫌疑,认为耗费人力、财力、物力反洗钱意义不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一线网点履行反洗钱客户识别义务的主动性和效能。(2)执行制度意识差。部分老员工学历水平和业务素质较低,对相关规程了解不深不透,风控意识淡薄,多数只是机械地办理日常业务,缺乏客户识别敏感性和职业素养,无法达到其应有的作用。(3)主动性不强。尤其是一线员工,客户身份识别制度的实施加大了他们的工作量和工作压力,但机构对员工的绩效考核主要是与业务量紧密挂钩,因此在一线员工中难免出现“反洗钱工作做得好无正面激励,而做不好又要承担责任,影响个人收入及晋升”的心态,从而增加了一线员工的工作和心理压力,抑制了他们开展反洗钱身份识别工作的积极性。

 

(二)初次识别难点。

 

2016712日中午,一年轻外地口音男子来到青阳农商行某支行要求开办一张银行卡,该行柜员在核查其身份时发现其相貌与身份证略有出入,未避免唐突,经办柜员问其能否提供驾驶证、户口本等其他身份文件辅助识别,该男子称其为外地来青阳跑销售的,没有其他证件,经办柜员于是询问其出生日期,男子回答为10月份,但其身份证显示为5月份,经办柜员怀疑其冒名开卡有洗钱嫌疑,为防打草惊蛇,同时获取更多信息,经办柜员拿出开户申请书佯装为其填写相关资料,向其索要手机号码和住址,该男子称其现在暂时住在青阳却说不出具体位置,填写的电话号码经柜员核实为广东惠州手机号,且拨打后未能接通。经询问男子谎称手机可能停机了匆匆离去。

 

这便是发生在青阳农商行一起典型的客户身份识别案例。确认、验证客户及其受益人的身份,持续地了解客户开展交易的目的和性质是金融机构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最根本的要求。该案例中,嫌疑人若提供如驾驶证等其他证件、且提供信息能互相印证,经办柜员未必能识破其冒名开户。从该案例展开来看,农村金融机构客户身份初次识别上,主要有三方面难点:

 

1.肉眼确认客户身份难。农村金融机构虽然可以通过公民联网核查信息系统核查开户人身份信息情况,但身份证件是否确为持有人所有,仅靠肉眼人工比对照片核查十分困难,潜存风险。

 

2.特殊证件开户辨识难。按现行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改进个人银行账户服务加强账户管理的通知》审核身份证件中规定,银行为开户申请人开立个人银行账户时,应要求其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并对身份证件的真实性、有效性和合规性进行认真审查。农村金融机构除通过现有联网核查系统,仅能校验二代身份证信息真实性,无法检验临时身份证、消磁身份证等其他身份证件的真实性。对于客户提交的各种身份证明文件,目前金融机构基层网点如果要真正辨别其真伪,还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在金融机构基层网点特别繁忙的时候,经办人员很难去认真甄别。《反洗钱法》规定,“金融机构进行客户身份识别,认为必要时,可以向公安、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核实客户的有关身份信息”,但要核实这些身份信息,必须到有关发证机关登门核查或者电话查询,这对目前金融网点的经办人员存在现实困难。

 

3.代理开户识别难。一方面被代理人的真实性难以核对。如家长代理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开户的过程中,必须提供户口簿,但是户口簿上没有照片,很难对儿童本身的“人证”相符做出判断。另一方面,账户实际控制人难以确认。现行主要依靠授权书和电话确认代理关系,但授权书被代理人签字真实性和代理人预留的手机号是否是被代理人实际所有难以确认。类似的,少数客户使用本人身份证件开立账户而为他人所用,这也是协助洗钱的途径之一,客户在开户时如预留他人的手机号码,便存在账户失控的可能。然而,目前各类农村金融机构均无核查手机号码归属的有效方法。

 

(三)持续识别客户难。

 

在成功接受了客户的申请建立业务关系后,对客户账户和交易的审查是一个持续、长期的过程,是金融机构对客户作进一步深入了解、认识,并再次确认客户身份的不可或缺的程序。目前农村金融机构普遍存在对客户后续交易研究与分析不够的问题,难点在于如何掌握客户交易实质、交易背景的核实及确定其主要往来客户对象。一方面,在柜面进行初次客户身份识别之后,部分客户更多的是利用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非柜面业务进行相关交易操作。同时,只要确定密码和密匙,一般认定为客户的本人行为。而目前各家银行的业务系统对客户交易信息要素的非必要控制,最终银行得到的交易信息只是交易金额和资金流向,至于交易目的、交易背景、交易的控制人等信息是无从获取的。可以说,局限于目前的制度框架和技术手段,银行对于洗钱活动的脉络是模糊的,在对客户的交易特征、交易规模、交易行为等客户信息模糊的前提下,无法真实评估客户洗钱风险。另一方面,客户身份识别至少包含“了解、核对、登记、留存”四个步骤,由于在农村金融机构内部审查或人民银行的现场检查时,若以“了解、核对”作为过程,其检查成本过于高昂,无法事后一一验证,往往只能检查登记、留存要素是否合规,造成基层员工认为身份识别即是资料登记、留存的认识误区,进而造成客户身份持续识别工作的缺失。

 

(四)农村地区文化素质偏低和风险意识淡薄。

 

农村地区多为经济欠发达地区,交通、通信相对闭塞,农民整体文化层次偏低,对现代支付结算业务种类和反洗钱知识了解较少,大家普遍认为反洗钱离自己还很遥远,缺乏足够的重视,间接为反洗钱工作带来难度。一是在初次开立账户时不能有效配合客户身份识别工作,无法提供准确、完整信息,为客户身份重新识别和持续识别带来困难;二是受文化水平和消费习惯限制,无法准确理解和规范使用现代支付结算工具,加之保密和风险防范意识不强,在受到犯罪分子蝇头小利的诱惑时,可能出现出售、泄露个人信息,或将闲置银行卡出卖的现象。再者,随着城市居民反洗钱意识和警惕性的逐步增强,很多犯罪分子把目光转向反洗钱工作较为薄弱的农村地区,农村客户极易成为银行卡犯罪分子瞄准的对象。

 

三、相关对策建议

 

(一)提高反洗钱工作意识,加强反洗钱队伍建设。

 

一是要提高农村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反洗钱的意识,使其认识到反洗钱工作对于金融机构长期的发展是有利的,注重客户身份识别工作重要性的宣传。尤其要注重基层工作人员的客户身份识别能力的提高,加强工作能力的培训和日常考核,提高客户身份辨别的认识。二是重视人员培训,培植反洗钱骨干队伍。通过制定和实施由浅入深的系列培训计划,主办多层次的反洗钱业务培训班,组织专题培训项目,对职工进行有关预防洗钱的教育,使员工知道自己在识别客户、保存交易记录等方面所具有的责任,让员工正确处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丰富和提高从业人员的反洗钱知识和技能,尽快培养一批具有反洗钱专业技能的业务骨干,全面提升反洗钱工作水平。

 

(二)详实客户信息资料,加强身份信息审查。

 

建立客户风险评估机制,以风险为本原则进行客户身份识别,提高客户身份识别的有效性。跳出三要素审查的局限,全面获取客户姓名或名称、身份证或其他身份证明文件、职业、经营范围、联系方式等客户身份信息等资料,通过综合分析评估获取的客户信息,对客户正常的资金来源、资金流向、交易规模、交易范围、交易特征、受益人、主要贸易区等交易行为进行预判,以此判断客户是否涉嫌洗钱犯罪及相关犯罪。一旦交易发生,农村金融机构便能够察觉是否为异常交易,是否可疑,或者当交易与客户身份信息不一致时,金融机构则能据此调整客户风险等级。应将客户资金流向、交易范围、贸易对象等信息的预判机制纳入客户身份识别工作中,对客户姓名、住址、职业、联系方式等信息进行整合,充分挖掘客户身份信息的情报价值。建立以风险为本的客户身份识别机制,同时积极落实升级技术手段,积极对客户风险等级进行评估,采取相应的识别措施,不仅能够提高身份识别的有效性,还可以降低农村金融机构的履职成本。

 

(三)扩大账户管理权限,落实可疑账户监控。

 

监管机构应当通过法律、条例的形式赋予农村金融机构更高更多的账户管理权限。针对那些开户时电话、地址明显虚假,并于一定时期里实施规律性的操作,被列入重点可疑交易名单的客户,赋予金融机构及时采取限制账户的权利。待账户所有人提供相应的更新资料并实施客户识别后才可恢复账户的正常使用状态。但是因为涉及法律权利,没有法律的明确界定,农村金融机构只能通过常规的重点可疑交易报送相关资料,但是因为犯罪嫌疑人将资金界定在法律规定之下,其交易往往进不了系统监控的范围,以此逃避监管。

 

(四)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形成反洗钱工作合力。

 

合理利用大数据,提高客户身份识别及时性、真实性和准确性。当前,农村金融机构核对客户身份信息的途径有限,除可通过公民身份信息联网核查系统核对居民身份证外,无其他途径对客户职业、营业执照、经营背景等信息进行核对。将公安部门管理的户口簿、护照、台港澳通行证、机动车驾驶证等公民身份信息,全部纳入联网核查公民身份信息系统,实现公民身份信息的完全对接,以便金融机构在办理业务时能够及时核对客户身份信息;建立金融机构、支付机构、公安、工商、税务、房管、海关、贸易、交通、质监、劳动人事、公安、法院、侨办等政府部门的数据共享机制,如:通过工商、税务、司法等平台可查询对公客户是否存在证照过期、偷税、漏税、违法犯罪等形成的不良记录。升级业务系统,建立强大的金融机构业务数据库,使金融机构网点实现信息共享,同时强化客户信息预警功能。

 

(五)建立反洗钱奖惩制度,提高反洗钱工作积极性。

 

    要打破金融机构消极反洗钱的态势,关键在于监管机构实施配套的利益激励和反洗钱成本国家负担机制,降低金融机构反洗钱成本,给予一定比率的利益补偿,或对反洗钱工作突出的机构进行一定的经济激励,提高其反洗钱的积极性。农村金融机构自身应建立反洗钱激励协调机制,把反洗钱工作同企业管理人员的绩效管理相结合起来,并把反洗钱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列入考核范围,重奖提供洗钱重要线索的人员,同时对违反法律、法规的人员进行严惩,提高农村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反洗钱的积极性。

 

(六)加强反洗钱社会宣传,形成反洗钱工作氛围。

 

要注重社会反洗钱知识的宣传,尤其是让广大农村居民认识到反洗钱工作是每位公民应尽的义务,减少社会公众对于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工作的误解,提高金融机构反洗钱客户身份识别工作的成效,促进反洗钱制度的完善和执行。